统编版必修上册：第五单元精练（含答案）.doc

第五单元精练
补充阅读:
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
费孝通将传统中国概念化为“乡土中国”源于他的“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一观察,熟人社会、差序格局、礼治秩序、无讼政治等是他对这一社会形态一般化的主要概念。
经过近百年的结构变迁,中国的城乡关系终于在2003—2010期间出现革命性的跃迁,是进入“城乡中国”阶段。其依据是,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以及农民与村庄的关系从此发生根本变化,而牵引这场转变的是“农二代”——这批继续他们上一代离土、出村的农民，由于其工作和居住方式上的城镇化以及他们出村之前与土地和农业的生疏关系,大多数选择了不回村、不返农,由此带来人地关系、农地制度、农业经营制度、农业发展方式、村庄的演化与分化等方面的重大转变。这些新的特征昭示了我们向费孝通意义的“乡土中国”告别。
在城乡中国阶段,公共政策必须以城乡平等发展为基础,而不是以消灭乡村为结果,只有城乡的平等发展才能实现城乡两个文明的共生、共融、共荣。将城乡中国而非城市中国作为一个阶段,将允许城市与乡村良性互动,生产要素在城乡有效配置,这样更有利于抵达城市中国,将城乡中国作为一种范式和结构形态,不是固守和固化城乡二元分割形态。中国目前的城镇繁荣与乡村破败本身是城乡二元体制的结果。城乡规划、土地、融资、产业、公共品提供等方面的二元分割,造成乡村产业窄化、农民发展机会缺失,乡村成为没有希望和生机的地方,更加剧了乡村人口和劳动力的外流与生产要素的单向配置,把“城市中国”当成公共政策的唯一目标,是导致二元体制形成和长期维持的根源,越是单纯用城镇化来发展城市,就越是带来歧视乡村和城乡不平等发展。“城乡中国”这个阶段存在的意义和重要性,最关键的是以消除城乡二元体制来实现城乡融合发展。
城乡中国的提出,也是为了避免以乡土中国的公共政策惯性来处理城乡中国阶段的问题。由于中国长期处于乡土中国形态,加上在相当长时期内的结构转变更加固化了乡土中国,乡土中国的治理思维和公共政策产生巨大的路径依赖,自觉或不自觉地以乡土中国时期的认识和措施来应对城乡中国阶段的问题,导致决策思维与政策应对滞后于结构变革的需求,影响城乡中国的演化与向城市中国的转变。
中国已经向乡土中国告别,中国已经处于城乡中国阶段,中国还需要经过相当长时期的努力，历经结构进一步深化和二元体制的障碍解除,实现中国的结构现代化和伟大转型。
（摘编自刘守王一鸽《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
中国画的“守”与“变”
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画对于中华民族精神的传承与发扬有着重要意义。那么守什么，如何守？变什么，如何变？
“守”，是要守住文化传统、精神传统。继承传统一方面要深刻体悟中国画的文化特质和内在精神，一方面要深刻理解并遵循中国画自身发展逻辑。任何一项民族艺术，都是在这两个维度中连接文化传承，成就不同的表现个性，传达审美精神的差异。
中国画的文化特质，在于其独特的审美诉求和精神意蕴。如“一花一世界”所包含的博大。建立在中国哲学和中华美学基础上的中国画，不注重感官刺激，强调“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宋代郭熙在《山水训》中有言，“山水，大物也”，一个“大”字，便道出山水画所营造的精神要义，即中国人的世界观和作者的精神追求，以大道为终极取向，并辉映时代气象。正如北宋国力富强，收复燕云十六州一直是国家方略，故北宋山水画也多宏幅巨制；而南宋偏安一隅，山水画也从“大山大水”变成气象萧疏的“边角山水”。所以，中国画创作者应将中国画传承问题提升到文化自信、光大中华文化的高度来看待，用笔墨“为祖国山河立传”。
中国画有自身的发展逻辑，其笔墨法度皆不是独立的存在，而是特定审美意蕴的彰显。就像中国画最高的成就是“写意”，其中既包含“写”的审美性，也包含“意”在形式上所体现出的特定审美意境，二者相辅相成。因此，中国画创新既要守住精神，也要守住其笔墨法度与核心内涵，不能仅从形式上追求创新。现在一些画家为了求变，偷换概念，虽用的是宣纸、毛笔、水墨等中国画工具，但实际上画出来的是水彩、素描的样子。这种创新，实则是在玩形式游戏，充其量是一种艺术实验，不能展现中国画真正的魅力，更不可能成为中国画主流。
真正意义上的求“变”，是创作者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还要面向时代、面向生活。这又包含两层含义：一是要让“笔墨当随时代”，表现时代审美和时代精神；一是要以高蹈的视野看世界，取各国艺术精髓并将其化为己有。这都要求创作者要有广博的学识、独立的艺术观而不随波逐流。林风眠的中西融合之道，张大千的“泼彩”山水，都为中国画的发展探索出一条新径。在他们的绘画中，既有借鉴外来艺术形式和观念所呈现出的现代性审美，又有立足中国画传统的核心要义进行的创新转化，最终于笔墨法度中成就新的精神气象。这种“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融会创新，恰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