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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辞谈吐之礼
葛晨虹
语言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最主要的交际工具。言辞文明是中华礼仪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人说：“言为心声，语为人镜。”语言同人的仪表仪态一样，也是内心德行的显现。
对于言辞之美，《仪礼》中写道：“言语之美，穆穆皇皇。”即语言之美在于谦恭、和气、文雅。而有德之人在交往中，“不失足于人，不失色于人，不失言于人”。《诗经》中说：“辞之辑矣，民之洽矣。辞之怿矣，民之莫矣。”是说辞令的重要性：辞令彬彬，人民就团结；辞令动听，人民就安定。可见语言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
基于言辞的重要，古代思想家在这方面作了许多论述。传统的言辞谈吐之礼中，蕴涵着一种对己对人的高度负责与尊重，值得我们借鉴和继承。但其中也有一定明哲保身的消极因素，这是时代局限性所造成的。
言贵诚实，因此言谈诚实守信就成为言辞礼仪的首要一条。语言“丁一确二”，一句为一句，关系一个人的“立诚”。《易经》说：“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讲立诚是立业的根基。
语言诚实还显示着一个人的真诚品德。巧言令色是小人的品性，而说谎欺骗是君子所不容的。古时有位以直言参政而闻名的鲁宗道，一次他穿上百姓服装去酒馆饮酒，逢宋真宗急诏，使者很久才找到他。使者劝他另找理由，以免皇上怪罪，鲁宗道却如实上告。真宗最终因他诚实无欺而免其迟到之罪。可见在古人眼中言语诚实的重要。
言谈还贵在守信。对别人许下诺言必须兑现，这样才可能赢得别人的信任。“言必信，行必果”，这是古人对君子的基本要求。君子应当言行一致，但许多人言论和行为不一定一致。孔子说：“始吾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正因为如此，古人轻易不出言，唯恐许诺后做不到。孔子因此说：“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还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古人一再说：“凡与人言，即当思其事之可否，可则诺，不可则不诺。若不思可否而轻诺之，事或不可行，则必不能践言矣。”因此，“一言不可以轻许人”。轻于言者，必不务于行。“言语所以文身也，轻出则有起事之患。”
古人往往由一个人言语是否诚实可信而判断其内在品性为人，这几乎成了一个鉴定人的标准：“轻于言者，必不务于行也。轻言轻动之人不可与探讨。”朱熹也曾说：“无耻的人，未曾做得一分便说十分矣，只得胡乱轻易说了，便把行不当事”“人轻易言语是他此心不在。”意志不坚定的人，说话就华而不实；不守道德的人，行为就很虚伪。这即所谓神越者，其言华；德荡者，其行伪。言不妄发，人家才会相信你，这是对他人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是重人而又自重，是君子必具之德。
言辞得体，慎言、谨言、戒多言，也是传统文化中一贯的思想。在这方面形成的格言、警言、箴言、成语数不胜数。
古人重慎言，一方面是因为言必信行必果，估计能做到才可出言，这是出于对他人、国家的负责精神。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人们往往通过听其言观其行而评判一个人是否君子，出于对自己负责也不可轻易出言。再则，是基于“言多必矣”“祸从口出”的经验教训。这里就有一点明哲保身的味道了。
对于谨慎言辞，古人用“一言兴邦，一言丧邦”来说明言语对他人、对社会的重要。古人还把“口”比作关卡，把“舌”比作兵器：“口者关也，舌者机也，出言不当，驷马不能追也。口者关也，舌者兵也，出言不当，反自伤也。”“言犹射箭，箭既离弦，虽有所悔焉，不可从而追之。”是要人说话慎重，不轻言妄语。